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　詐欺等（2025-08-08）

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告 王柏勛

選任辯護人 李律民律師丁銓佑律師（於民國114年7月17日解除委任）

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294

0號），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，經本院合

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，判決如下：

王柏勛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，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。扣案

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物均沒收；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貳萬元

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犯罪事實

王柏勛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，加入呂彥旻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，暱稱「風生水起」、「時來運轉」之成年人所組織，以對他人實施詐欺犯罪為目的，具有常習性、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，約定以取款金額之百分之1為報酬，王柏勛擔任取款車手、呂彥旻擔任監、收水（呂彥旻由本院通緝中，待到案後另行審結），其等即與「風生水起」、「時來運轉」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共同基於三人以上以網際網路詐欺取財、洗錢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、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，先由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於臉書（FACEBOOK）社群網站刊登投資廣告，供不特定民眾瀏覽，俟蔣才玲觀看點擊，陷於確有如此投資項目之錯誤後，加入投資群組，即由詐欺集團暱稱「楊宥婕」之成年成員接續佯稱：可繳交資金投資股票云云，致蔣才玲進一步陷於向「楊宥婕」指派之人員繳交財物，即屬投資之錯誤。王柏勛乃依「風生水起」、「時來運轉」指示，於某便利商店以列印方式偽造迅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迅捷公司）姓名「王源發」之工作證（下稱本案工作證）、迅捷公司現金付款單據（記載：黃金儲值，上有迅捷公司印文1枚，下稱本案收據）後，為下列犯行：

㈠於民國112年12月27日上午10時許，至新北市汐止區建成路（地址詳卷）蔣才玲住處，向蔣才玲出示本案工作證以行使，使蔣才玲陷於王柏勛為迅捷公司員工，係前來收取投資財物之錯誤後，因而向王柏勛交付價值新臺幣（下同）3,846,011元之黃金（黃金條塊500公克2塊、250公克3塊、100公克1塊，下稱本案黃金），王柏勛並在本案收據上偽簽「王源發」署押1枚後，將該收據交付蔣才玲而行使，足以生損害於蔣才玲對於交易對象之判斷性，王柏勛收取之黃金則交由呂彥旻轉交真實姓名年籍不詳幣商，購買虛擬貨幣之方式轉交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，以此方式掩飾、隱匿該筆款項與犯罪之關連性。

㈡嗣蔣才玲察覺遭詐騙，報警處理，與警配合，向詐欺集團表示欲儲值3,000,000元，王柏勛遂接續前開犯意，再次依「風生水起」、「時來運轉」指示，於113年1月10日上午9時許，至上址蔣才玲住處，向蔣才玲出示本案工作證，收取3,000,000元（含真鈔2,000元，餘為餌鈔，餌鈔及真鈔均經發還），而著手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、洗錢犯行，但因蔣才玲係與警配合，王柏勛旋即遭埋伏之員警逮捕，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、洗錢犯行方未得逞。

一、證據能力部分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：「訊問證人之筆錄，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，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，始得採為證據。」以立法明文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、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，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、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。此為刑事訴訟法關於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，較諸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嚴謹，且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迭經修正，均未修正上開規定，自應優先適用。是在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，被告以外之人（包含共犯、證人）於警詢時之陳述，即絕對不具證據能力，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、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等規定適用之餘地，不得採為判決基礎。至於共犯於偵查中以被告身分之陳述，仍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，定其得否為證據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60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上開關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證據能力規定，必以犯罪組織成員係犯本條例之罪者，始足與焉，若係犯本條例以外之罪，即使與本條例所規定之罪，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，關於該所犯本條例以外之罪，其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，自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，定其得否為證據（同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91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從而，本案告訴人蔣才玲於警詢中、共犯呂彥旻於警詢、本院訊問程序中未經具結之陳述，於被告王柏勛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，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、第159條之3、第159條之5、第273條之2等規定之適用，不具證據能力，而不得採為判決基礎。但就被告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罪以外之罪名部分，證人證述之證據能力自須回歸刑事訴訟法論斷之，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，無同法第159條第1項之適用，有證據能力。

二、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名稱

㈠被告王柏勛於警詢、偵查、本院訊問程序、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。

㈡證人即共同被告呂彥旻於警詢、偵查中之證述（警詢中證述不包含在被告參與犯罪組織部分之證據中）。

㈢證人即告訴人蔣才玲於警詢中之指訴（此不包含在被告參與犯罪組織部分之證據中）。

㈣告訴人之113年1月10日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（此不包含在被告參與犯罪組織部分之證據中）。

㈤警員勤務報告書（此不包含在被告參與犯罪組織部分之證據中）。

㈥112年12月27日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。

㈦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黃金業務收據。

㈧附表編號1所示之本案收據照片。

㈨113年1月10日密錄器錄影擷圖。

㈩113年1月10日現場盤查照片。被告王柏勛之113年1月10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。共同被告呂彥旻之113年1月10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。

告訴人出具之贓物認領保管單。

被告王柏勛之數位證物勘察採證同意書。共同被告呂彥旻之數位證物勘察採證同意書。被告王柏勛IPHONE 14 PRO手機翻拍照片。共同被告呂彥旻之IPHONE 12 PRO手機翻拍照片。共同被告呂彥旻之IPHONE 14 PRO手機翻拍照片。告訴人與詐欺集團成員「楊宥婕」、「迅捷…客服」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。

告訴人之存摺影本。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1月27日刑紋字第1136142484號鑑定書。

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。

三、論罪科刑

㈠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為時之法律，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，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依此，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時法律之刑者，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，自應適用行為時法，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，則應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，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。此所謂「刑」之輕重，係指「法定刑」而言。又主刑之重輕，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、同種之刑，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。最高度相等者，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，同法第35條第1項、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。且刑法之「必減」，以原刑減輕後最高度至減輕後最低度為刑量，「得減」則以原刑最高度至減輕最低度為刑量，而比較之。法律變更之比較，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，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。故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，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，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，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，以新舊法運用於該個案之具體結果，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786號、第3904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查被告行為後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，除修正後第6條、第11條外，其餘條文均於同年0月0日生效；詐欺犯罪防制條例亦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，除第19、20、22、24條、第39條第2至5項有關流量管理措施、停止解析與限制接取處置部分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條文，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，其餘條文亦於113年0月0日生效。茲就新舊法比較情形說明如下：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：「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。」、第3項規定：「前二項情形，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。」修正後第14條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：「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，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。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，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。」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；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：「犯前四條之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，減輕其刑。」113年7月31日修正後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：「犯前四條之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，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，減輕其刑。」增加前所無之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減刑要件。關於被告洗錢既遂之犯行部分，修正前得適用上開自白減輕規定；修正後，因被告未繳交犯罪所得，無從適用該減輕規定。則修正前有期徒刑部分處斷刑之最高度刑為6年11月，修正後則為5年，自以修正後規定有利於被告，就洗錢部分即應適用修正後之法律。⒉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，而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，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施行後，其構成要件和刑度均未變更，至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加重條件（如第43條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,000,000元、100,000,000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，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數加重詐欺條款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等），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，於有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，予以加重處罰，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，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，惟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，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，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，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，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。⒊新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：「犯詐欺犯罪，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，如有犯罪所得，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，減輕其刑；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，或查獲發起、主持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，減輕或免除其刑。」按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：「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，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」之規定，亦規範較輕刑罰等減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。從而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，關於其他刑罰法令（即特別刑法）之制定，若係刑罰之減刑原因暨規定者，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，應予適用。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，關於自白減刑部分，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，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，自無從比較，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，應逕予適用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是被告如符合新公布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，即毋庸為新舊法比較，而應逕行適用減輕其刑。

㈡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，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，為維護法之安定性，並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、便於事實認定，即應以數案中「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」為準，以「該案件」中之「首次」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。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，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，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，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，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，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598號判決參照）。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後所實施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中，本案為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，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。被告自應併論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中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。

㈢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、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犯詐欺取財罪、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、刑法第216條、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、第216條、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中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。被告偽造本案收據時，偽造其上迅捷公司印文與「王源發」署押之行為，為其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，其行使偽造私文書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前偽造該等文書之低度行為，亦均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均不另論罪。

㈣被告對告訴人先後於112年12月27日、113年1月10日所為犯行，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在同一地點實施，侵害之法益復屬相同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，且係出於同一之目的，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，難以強行分別，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，屬接續犯，論以一罪。被告於113年1月10日所為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犯詐欺取財未遂、洗錢未遂之低度行為，為其於112年12月27日所為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犯詐欺取財既遂、洗錢既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，亦不另論罪。被告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，為想像競合犯，依刑法第55條規定，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犯詐欺取財罪。

㈤被告與「風生水起」、「時來運轉」、呂彥旻間，就三人以上共同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詐欺取財罪、一般洗錢罪、行使偽造私文書罪、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有犯意聯絡、行為分擔，均為共同正犯。

㈥刑之減輕事由⒈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，本質上係「刑之合併」。其所謂從一重處斷，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，合併為科刑一罪，其所對應之刑罰，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，而為一個處斷刑。易言之，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，論罪時必須輕、重罪併舉論述，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，包括各罪有無加重、減免其刑之情形，亦應說明論列，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，評價始為充足，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「從一重處斷」，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。因此，法院決定處斷刑時，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，做為裁量之準據，惟於裁量其輕重時，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（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、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⒉被告於偵查（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940號卷【下稱偵卷】卷二第99頁）及本院審理最後言詞辯論終結時（本院113年度訴字第776號卷【下稱訴字卷】第205頁）均自白參與犯罪組織犯行，符合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減輕事由，因參與犯罪組織為被告想像競合所犯輕罪，爰於量刑時加以考量。⒊雖被告於偵查、本院審理中均自白詐欺、洗錢犯罪，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：本案我確實有受領20,000元報酬等語（訴字卷第94頁），而被告並未自動繳納上開犯罪所得，且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陳稱：被告本案沒有要繳納犯罪所得等語（訴字卷第189頁），即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。另被告雖於警詢中指認「張岳翔」、「陽以恩」等人，但並未因而查獲其他詐欺共犯等情，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114年3月27日新北警汐刑字第1144222299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可查（訴字卷第117至119頁），自亦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規定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，亦此敘明。

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：⒈被告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對告訴人行騙後，由被告持偽造之本案工作證、本案收據，向告訴人收取價值3,846,011元之本案黃金，並交付共同被告呂彥旻轉交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，使告訴人損失上開黃金，並足生損害於犯罪追查、金流透明與公共信用；嗣又持偽造之本案工作證，向告訴人著手收取3,000,000元現金，因告訴人已先報警而未得逞，但仍對告訴人之財產及犯罪追查、金流透明產生相當危險，又生損害於公共信用之犯罪手段、所生損害及危險與個別參與狀況。⒉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，但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、調解或賠償其損害之犯罪後態度。暨告訴人於本案發生後，曾於113年1月間向本案詐欺集團交涉要求返還部分款項，業經該集團另名成年成員匯款1,000,000元至告訴人帳戶，並經